今年3月,我國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秘書處提交了《南京大屠殺檔案》和《慰安婦——日軍性奴隸檔案》的提名錶。其中“慰安婦”的申報檔案涉及了四名戰犯的筆供,已經公佈的鈴木啟久和佐佐真之助就在其列。我特別註意到,他們在此次公佈的親筆自供中都交待了日軍設立慰安所、誘騙和強徵“慰安婦”、強姦婦女等惡行,並涉及具體的細節。根據鈴木啟久的供述,1941年,他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,誘拐了20名中國及朝鮮婦女作為慰安婦;1942年,命令所部在占領地都要設立慰安所,這一年他強徵了60名中國婦女;1945年又徵用了60名中國和朝鮮婦女。佐佐真之助供述,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,在慰安所糟蹋婦女十數名;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,在湖北當陽、宜昌、荊門,有中國婦女數十名供給日本軍隊“慰安”。
  這些自供均經過戰犯本人確認、簽名或直接由本人書寫,是對歷史真相無可辯駁的呈現,是回擊那些質疑和阻止我們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重磅武器,我們必須保全這些真實的原始檔案,作為世界文化遺產,讓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知道、都能警醒。
  一直以來,中國“慰安婦”研究中心長期致力於複原“慰安婦”的悲慘歷史,而缺乏檔案史料一直是制約這項工作進行的重要因素。日本戰敗之時,大規模銷毀侵華的原始檔案,導致研究的展開因缺乏第一手材料而步履維艱。所以20年來,我們開展了日軍性奴隸制度的歷史調查,前後獲得百餘幸存者的珍貴口述資料,如萬愛花、林亞金(黎族)、李秀梅、鄧玉民(苗族)、朱巧妹、周粉英等,她們無一例外的都被強徵為性奴隸。目前還有23位老人生活在海南、廣西、山西、黑龍江、湖北等地。如今,戰犯自供的公佈,相當於一份“加害方的原始證據”,具有權威性,與我國“受害方的詢問筆錄”和“加害方的事後回憶”相結合,則構成了多重證據鏈,環環相扣,能清晰、客觀地呈現日軍侵華及強徵“慰安婦”的實態,是推進“日軍性奴隸資料整理與研究”這一國家重大課題的重要資源。
  當前,日本政府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,無異於又要將日本恢復為一個“可以戰爭的國家”,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戰爭欲望沉渣泛起,這種“惡性”為歷史所不容,為世界人民所唾棄,為世界潮流所不允。檔案的公佈就是要世人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,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醜惡嘴臉,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理當團結起來,鏟除作惡者的惡性。
  同時,我們也期待罪行較輕、認罪態度較好的1017名戰犯自供的早日披露。他們作為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工具和幫凶,首先是加害者,同時,他們也是軍國主義體制的受害者,他們的一生無輝煌可言,無軍功可說,尤顯得可憐與可恥。所以,日本民眾、世界人民都要清醒地認識侵略戰爭的暴虐,防止被軍國主義狂熱分子“洗腦”,警惕和反對阿倫特所說的“平庸的惡”,保衛和平、反對戰爭、銘記歷史、面向未來。
  (鄭海鷗採訪整理)  (原標題:勿忘歷史 面向未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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